記者 張向陽

(資料圖)

日前，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(全五冊)》面世，成為關注焦點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目前全國各地發(fā)現(xiàn)的簡牘數(shù)量約30萬枚。簡牘所載文獻非常豐富，是當時的“百科全書”。與傳統(tǒng)史書不同的是，出土簡牘中記載了大量普通“小人物”的信息，呈現(xiàn)傳世文獻未能記錄的日常生活，還原了歷史細節(jié)在歲月長河中的獨特價值和意義。

帶迷信色彩的官場“秘笈”

在簡牘中，有些內容展現(xiàn)了秦漢時代吏治的內容，在北大秦簡中有《從政之經(jīng)》，簡文中有官吏者自律、修身、宜忌及治民之術，闡述了從政尚賢的道理。內容與體例頗近于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秦墓《為吏之道》秦簡，反映了秦代吏治教育的面貌。

古代官場說話辦事有很多“講究”，甚至包含一些帶有迷信色彩的數(shù)術文化內容，出土于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秦墓的秦簡《吏篇》分甲乙兩種，講述了下級怎么向上級匯報工作，以及在什么時候匯報工作。簡中逐條羅列從子日到亥日十二日中每天旦(平旦)、安(晏食)、晝(日中)、夕(傍晚)等四時求見長官的不同結果，便于下級官吏選擇求見上司的時機。如《吏篇》甲簡54：“子旦有言，喜，聽；安(晏)，不聽；晝，得美言；夕，得美言?！奔词钦f子日這天的旦時(平旦)言告，長官喜聽；安時(晏食)言告長官，則不聽；晝時(日中)可得美好的言詞；夕時(傍晚)亦可得嘉言。這些資料揭開了秦國官場的一些“秘笈”，對于了解秦代數(shù)術文化、社會關系具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在江蘇省連云港市發(fā)現(xiàn)的尹灣漢墓，出土了133枚竹簡和23枚木牘，共22種文獻，包括政府行政文書、私人文書等。其中，6號墓主人師饒是一個擔任過功曹的官吏，雖然品級不高，但地位重要。在簡牘中，可以窺見師饒日常的工作和家庭狀況。

師饒的《元延二年視事日記》是他的工作日志，元延二年他一共出差了16次，總計161天，幾乎占了半年的時間。從正月至七月中旬直到歲末他連升三級，但僅僅過了一年，他就去世了。簡牘中還記載，師饒因病向師子夏借貸錢“八萬”，約定五月末還債，雖然師饒按時湊齊八萬還錢，但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?？梢?，師饒雖然有一定權力，但家境并不富裕，而且?guī)Р」ぷ髦敝寥ナ溃芍^“清廉”的官員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甘肅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漢簡《勞邊使者過界中費》，記錄了朝廷派遣官員去慰問戍邊將士的耗費賬目，“粱米八斗……即米三石……羊二……酒二石……”吃掉了各種米多少、多少只羊、喝了多少酒，都有詳細的數(shù)字記錄，此次接待費用一共花了1470錢。那么錢由誰出呢？專家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些出差的招待費是“AA制”，根據(jù)簡牘中記錄，肩水金關共有27名官吏，每人有份，平攤了55錢。

秦代出現(xiàn)錯案追究制

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、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、湖南岳麓書院藏秦簡、西北漢簡等資料中，發(fā)現(xiàn)的大量律令典章，為世人揭開了秦漢時期律令體系的面貌。此外，在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簡、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等出土簡牘中還保存了大量司法文書檔案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云夢龍崗秦墓出土的一塊木牘，牘正面兩行35字，背面僅3字，其內容是與墓主人相關的一份乞鞠(復審)、免罪文書。這是一個對錯判案件進行復審判決的法律文書。它講述的是一個名叫辟死的人，大概原來是位從事司法事務的小吏，后來被法官誤判城旦刑(秦漢時一種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勞役刑)成為刑徒，涉案官員因此受到法律制裁。九月丙申日，沙羨縣丞簽署了關于辟死免除刑責、重新成為庶民的文書，并讓當事人持有該文書作為長期有效的法律憑證。法律界人士認為，這說明秦代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錯案追究制，是法官審判責任的制度化。

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出土的金關漢簡中還有一份關于野駱駝的訴訟，這件訟案發(fā)生在永始二年，一位叫張宗的人騎驛置的馬去邊塞哨所探視生病的哥哥張禹，張禹在甲渠候官某部擔任士吏，后來因病去世了。有一天張宗看見塞外有野駱駝出沒，就讓張禹生前的同事——居延甲渠收虜隧長趙宣騎他的驛置馬出塞追野駱駝，追了三十余里捕獲野駱駝回來，然而，還未走到隧(哨所)，趙宣騎的馬就猝死了。趙宣想用野駱駝給張宗作為賠償，但張宗不同意。趙宣認為是張宗讓他騎馬去追野駱駝，才導致驛馬猝死。二人爭執(zhí)不下對簿公堂，官府判趙宣賠償張宗馬錢七千，可謂一只野駱駝引發(fā)的訟案。由此也看出，馬匹作為漢代重要的戰(zhàn)略物資，價格高昂，官府對其管理相當嚴格。

漢代養(yǎng)老制度的寫照

出土簡牘保留了不少漢代的契約文書，包括買賣、借貸、遺囑等。

江蘇儀征胥浦漢墓所出西漢哀帝時期“先令券書”簡牘，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、最完整的家庭遺囑實物，立囑人是一位名叫朱凌的老婦。她病重臨終之前，請縣鄉(xiāng)官吏、里師和親屬到場，訂立遺囑，一是交代子女們的生父，因朱凌共嫁過三個丈夫，育有六個子女；二是分配田產。朱凌借助漢代遺產繼承法，根據(jù)每個人實際生活狀況厘定子女的遺產，在嚴肅的法律之外，她又教導子女和諧相處、相互關愛，充滿母愛的溫情。這份遺囑也顯示了漢代女性在婚姻自主、財產處分等方面的權利。

有些簡牘中的公文記錄了當時國家頒布的政策，反映了當時的一些制度。像1990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枚漢簡，記錄了漢朝不同年歲的老人所享待遇，也是西漢養(yǎng)老政策的體現(xiàn)。簡牘中提到年七十以上者二百二十七人，其中四十六人受米，十四人復子孫，一百六十七人受杖。

所謂“受米”又稱賜米制度，即官府給予老人發(fā)放粟米。西漢初年90歲以上老者享有“受米”的優(yōu)待，但具體年歲與受米者的爵位有關。漢文帝時進行了改革，賜米制度被放寬為八十歲以上，同時也取消了高齡老人爵位限制。從簡文中可知，四十六名八十歲以上老者享受賜米制度。所謂“復子孫”即免除九十歲以上老者子孫的徭役，令其照顧老人；所謂“受杖”即“受王杖”。這在周代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，《周禮》中“年七十，王命賜杖”，王杖大多以鳩首為裝飾。這是因為古人認為“鳩者不噎之鳥也，欲老人不噎”。故鳩杖寓意老者飲食順暢，有祈望其健康長壽之意。這也是尊崇長者的漢代養(yǎng)老制度的真實反映，被稱為“養(yǎng)老簡”。

記錄“飲不醉”與“酒悲”

出土簡牘中可窺見秦漢人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場景，北大秦簡中《公子從軍》《酒令》《泰原有死者》等篇充滿生活氣息，描繪了當時情感關系、娛樂生活、復活故事的生動畫面，改變了人們對秦帝國的單調印象。

其中的《酒令》是秦人飲酒時吟唱勸酒的歌謠,語言十分生動風趣：“飲不醉，非江漢也。醉不歸，夜未半也。趣趣駕，雞未鳴也，天未旦?！贝笠馐钦f，再多的酒也喝不醉，除非像浩蕩的江漢之水。還沒喝到夜半，喝醉了也不回家。雞還沒叫，天還沒亮，何必著急駕車往家趕，不醉不休的酒徒形象呼之欲出。另外，北大秦簡牘中還有一枚棗核狀六面木骰，每面書寫兩字,可辨識者有“飲左”“飲右”“不飲”“千秋”等，應是飲酒行令時使用的骰子，與這段勸酒歌相映成趣。

西北邊塞環(huán)境惡劣，酒后斗毆事件常有發(fā)生，居延新簡中《建武五年候長原憲被劾狀》就記錄了酗酒斗毆釀成的悲?。簴|漢建武五年，一位名叫讓的官吏帶了酒到甲渠候官衙，和這里的最高長官一起飲酒，正巧第四守候長原憲到甲渠候官衙匯報工作，甲渠候于是叫第四守候長原憲和原憲的上級夏侯譚一起飲酒。喝完讓帶來的酒后，不盡興，再飲！沒想到悲催了，原憲和他的長官夏侯譚產生了爭執(zhí)，原憲持劍在夏侯譚胸口上戳了一個大洞，“廣二寸，長六寸，深至骨”。貪杯闖下大禍，原憲趕緊騎馬向南奔逃。甲渠候立即與令史等人追捕，到原憲的治所后也沒有抓到。一問才知道，原憲已帶著一張弩機、11枚箭、3斗米和5斗軍糧等物品，騎馬私自越過隧界，向西南方向逃走了。這些歷史細節(jié)對研究漢代邊塞士卒的日常生活，強悍的邊地風氣提供了材料。

此外，為了禁絕糧食浪費，減少酗酒滋事，漢代簡牘中也有禁止民間私釀、私沽、群飲的相關規(guī)定。長沙五一廣場附近出土的漢簡中多見對“糜(靡)谷作酒”之吏民的處罰，違反者“罰金二兩”。

秦代教材有“小九九”

2200年前的秦代數(shù)學教材有啥內容？2002年，湖南湘西龍山縣里耶鎮(zhèn)里耶古城1號井，出土36000多枚秦簡，其中一枚是“九九乘法表”，從“九九八十一”到“二半而一”，共38項，簡潔上口，而且口訣表里還涵蓋了二半而一這樣的分數(shù)運算。里耶秦簡的“九九乘法表”應該就是秦朝的數(shù)學教材，也是目前全世界發(fā)現(xiàn)最早的“乘法口訣表”實物。

早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“九九乘法口訣”“十進位制”已經(jīng)廣泛使用，在《荀子》《管子》《戰(zhàn)國策》等典籍中也有記錄。2600年前春秋時期的齊桓公，就有關于“九九乘法口訣”的記載，現(xiàn)在看當時已經(jīng)得到普及。秦始皇統(tǒng)一中國后，里耶秦簡“九九乘法表”已成為當時流行的數(shù)學教材。這說明秦時不但有歷史記載的“語文課”，還有“數(shù)學課”。此外，浙江的烏程漢簡、敦煌漢簡、居延漢簡、居延新簡、均記錄了“九九乘法表”，與今天流傳的基本一致。

北大秦簡《算書》三種一半內容與田畝、田租計算有關，體現(xiàn)出中國古代數(shù)學的實用傳統(tǒng)?！端銜追N》篇首的《魯久次問數(shù)于陳起》，內容為數(shù)學家陳起向魯久次論述數(shù)學的重要性、應用的廣泛性以及對國計民生的必要性。陳起還構建了三方三圓的宇宙結構，這是從未發(fā)現(xiàn)的“蓋天說”模型，既填補了中國早期數(shù)學思想史的空白，又具有重要的天文學意義?！端銜芳灼诙糠质恰熬啪判g”，形式與今天的“九九乘法表”相差不大。

湖北江陵出土西漢初年的張家山漢簡《算數(shù)書》，是對先秦時期數(shù)學成就的總結，表明先秦時已經(jīng)形成了一套初步的數(shù)學理論體系。其中的算術部分記述了世界上最早的整數(shù)四則運算，還記載了正負數(shù)的運算以及分數(shù)的性質。竹簡數(shù)學著作中，還記錄大量有關比例、面積、體積等算法和相應的算題，證明先秦時期這些算法已經(jīng)很成熟了。簡牘之上的數(shù)學文獻，展示了兩千多年前古老數(shù)學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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